2017年12月，大理，“猫猫果儿”学校小学阶段的孩子们有一门课程是改装汽车。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拆掉一辆报废汽车并进行改造。/被访者提供

黄菊，作家、旅人，她在长江的一条支流边长大，从小就对一个地方的风土和一个人身上的风土性生出浓厚兴趣。

黄菊记得，自己大三下学期确定考研——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也有了心仪的导师，于是开始读相关的书。

明人王士性的《广志绎》所记述的云南风土，让她感觉“遥远、陌生如异国”，最心动的则是写大理那段：“点苍山西峙，高千丈，抱百二十里如弛弓，危岫入云，段氏表以为中岳。山有一十九峰，峰峰积雪，至五月不消，而山麓茶花与桃李烂漫而开……”

在路上的黄菊。/被访者提供

毕业旅行，黄菊第一站就去了大理，那是2004年的事。16年过去，她仍清晰记得那次旅行的所有细节。那是倏雨倏晴的雨季，黄菊住在人民路的四季客栈，骑自行车去洱海边，坐轮船去南诏风情岛，在崇圣寺三塔看晚霞，再赶回客栈看月色。

“回到都市会很恍惚，我真的有过这么一趟旅行吗？不是放任逍遥，而是真的对文化、自然有所探索。”这些年，一直在行走的黄菊走访了很多地图上都没有路径的偏远之地，听到几百位奇人的故事。

她将这些见闻结集成书，《荒野志》《寻隐记》《仿佛若有光》先后出版。这些故事，来自洱海西岸的苍山、古城、喜洲、银桥，也来自印度、尼泊尔、太平洋山脊小路……

黄菊发现，这个时代的各种奇人异事藏匿于江湖。

也许，庙堂和江湖，只在一念之间。

大家能否相处，

不是看财富头衔和社会关系，

只是因为“你是你”

在大理，黄菊不止一次采访过旅行作家许崧。

许崧是杭州人。年轻时，他在杭州爬过几十座山，每次都是一个人爬。有时看到岔路，就顺着走下去，他说那时心里会无比清净，“偶尔遇见一两个人，感觉还在宋朝”。

多年前，许崧和太太开车去新疆玩，回程路上遇到暴风雪。车子打滑，一下子冲到路边，还好有惊无险。经过这件事情，两人觉得是共度了生死的伴侣。

2010年，为了找个便宜的地方写作，许崧和太太在大理长住。到大理的前三年，在人民路上，许崧会到处点头，因为总有人招呼他喝茶。包括他在内，大家都是这里坐坐、那里聊聊，感觉整条路都是自己的主场、自己的会客厅。

来到大理后，日本人上条辽太郎开始用自然农法种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被访者提供

许崧和黄菊说，在大理，一个桌子上吃饭的人，既有亿万富豪也有赤贫青年，社会形态呈现惊人的扁平化。大家能否相处，不是看财富头衔和社会关系，只是因为“你是你”。

许崧认为，大理社区的价值观核心是“生活”。大理古城的居民们自发成立了机车小组、登山小组、帆船小组、看鸟小组、织毛衣小组……千奇百怪、无奇不有。而来了大理，他才知道骑摩托车这么好玩。某年春节，来自五湖四海的作家、导演、小老板甚至做了大理版本的话剧《茶馆》，公映现场来了500多位乡亲……

通过拜访许崧和他的朋友们，黄菊发现，这是以生活为根本的一群人。就像许崧说的：“当一家人搬来大理，这个举动基本就可以判断为他与一般的世俗价值观决裂了。不然，他会留在北上广。大理社区的本底，就是不物质。”

只有在“二傻”这个状态，

才能读到儿童内在的想法

许崧的女儿月亮正在朋友陈钢开的“猫猫果儿”学校上小学。

“猫猫果儿”学校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学期，以及对应的四个假期，每年上课9个月，每月收费两三千元。从2011年筹建至今，“猫猫果儿”学校有幼儿园和小学两部分，分别位于苍山脚下、田间坝子上。

陈钢给黄菊讲了一件多年前的小事：有一天，一个嬉皮士来敲门，他打开门发现人是不熟的，但牵了条狗，“我们家那个谁想你们家那个谁了”。原来两家的狗是好朋友，门外的狗哧溜一下进了院子，那人也就进来喝茶了。

在陈钢看来，在大理，人与人的关系是缓慢地、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的。而大理某种程度上也住着很多“妖魔鬼怪”，如果有一些奇怪的活动，居民们就会碰到一起，社区关系进而变成凝聚力。

陈钢说，在大理可以把所有身份都扔掉。“我们曾经有两年时间什么都没有做，就是去市场买菜回来做饭，每天在院子里吃饭。朋友们都知道，来我这院子里随时有东西吃。我们当时生了两个煤球炉子，为了让炉子不灭，永远有锅汤煲在上面。”

陈钢和妻子三三刚来大理时，人民路上和洋人街上人都不多。当时他们还没有彻底下决心移居，经常不在大理，怕忘带家里钥匙，干脆配上六把，散落在各个朋友手里。朋友们知道他们平时不在，空着也是空着，经常住在他们家。

“猫猫果儿”学校里，用游戏看见独一无二的人物。/被访者提供

做学校后，陈钢对老师们的培训要求就两个字：“二傻”。“二”是情绪通畅，“二傻”的状态其实是探究。陈钢说，“如果一切都先有答案，那你一定会出错”。

在他看来，只有保持“二傻”这个状态，才能读到儿童内在的想法。“如果不是‘二傻’，就只是盲目输出：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一个理念。如果是‘二傻’，就会想：我为什么要给你这个东西？我给你的又是什么东西？”

没有打坐的时候，

也要有打坐的味道

今年62岁的独立艺术家沈见华是上海人。2008年，他和家人从上海迁居到大理双廊洱海边，2014年又从洱海边迁至火山村。

2018年，导演张杨，同时也是沈见华双廊时的邻居、朋友，以沈家和周边环境为原型，拍摄了纪录片《火山》《大理的声音》。为此，黄菊采访了沈见华和张杨。

沈见华的创作一直与《心经》有关，比如《羊屎心经》《蚕心经》。除了创作，他在家里经常什么都不做，只是打坐。

很多朋友想学，他说：“打坐是私人的事情，起坐和落坐要打通，生活中，没有打坐的时候也要有打坐的味道。我更关注不打坐的时候，是不是有打坐的那个腔调——安静、宽容、反省。要知道，人生很短，有更宽广的东西值得追寻。如果你能身体力行，这样去说话、做事，那就是打坐打好了，否则，打坐就只是一个仪式。”

大理洱海东岸火山村，艺术家沈见华的家是一个九进中式庭院，松梅竹菊，四季常青。/被访者提供

黄菊走访的人中，也有其他人常常打坐。

台湾剧团优人神鼓的团员们，除了下山演出，平日都在台北的老泉山上修行——打坐、打鼓、劳作。《勇者之剑》是音乐总监黄志群在打坐期间的亲身感悟，讲述一位勇者寻求真理的过程。黄志群用临济宗的四句偈语切分章节：一棒如金刚王宝剑，一棒如拨草寻蛇，一棒如踞地狮子吼，一棒不作一棒用。

黄志群曾在印度的恒河边遇到一位云游僧，晚上他们聊天：“他问我有没有打坐过，我说有，以前练完拳，回到家会坐一二十分钟才睡觉。他说你对打坐的见解怎样，我答不出来，只能说打坐完身体很暖和，觉得世界很宁静。”

云游僧听完，拿起桌上的一碗糖说：“你说的打坐只是在糖壳子外面绕圈，还没吃到里面的糖。打坐就是24小时活在当下——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真实的片刻仅在当下。一个片刻接着一个片刻出现，同时一个片刻也接着一个片刻逝去，抓也抓不住。每个片刻都将成为过去，过去的不会再来，而我们认为的未来，只不过是过去的投射。”

对于打坐这件事，黄菊得到的感悟是：“坐在这个地方一动不动，去关注自己的身心，可能会返璞归真。当你的眼睛不停往外追寻，追寻鲜为人知的风景以及无人所知的故事，都是向外探索，最终都需要眼光往回收，向内探索。”

画家沈见华。/被访者提供

沈见华的女儿莺莺不到20岁，从2014年举家上山开始，她就放弃了学校教育。父亲每天教一些文化课程，母亲秋秋与她共同研究做饭和烘焙。莺莺在很小的时候就说自己的梦想是开一家餐厅，这个小小的理想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莺莺每周有个“一周一桌”的晚餐邀约。沈见华说，女儿自小就喜欢吃，5岁开始帮妈妈筛面粉，8岁时第一次做出戚风蛋糕，如今会做的美食越来越多。在山上，莺莺每天读书、练字、研究美食。

沈见华说，他一直觉得，“真正的吃货，是挑剔自己的手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越来越好吃……”

沈见华也认为，一家人住在一起是最好的教育，因为教育不是文本，不是语言，而是身教。

正如《论语》所言：“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沿路行走，直到自己变成道路

通过采访这些奇人，黄菊看到了“聚光灯之外的世界”。他们不在乎是否被关注，甚至要逃离那种关注——这些人的数量不少，而且他们过得很精彩、很自在。

比如热衷于观察夜行动物的张瑜，生活上不拘小节，跟人极少交流，但在大自然中整个人便容光焕发，“他会分析松鼠颜值的排名”。

黄菊还连续几年采访过张诺娅——20多岁的她用数月时间独自穿越太平洋山脊，在这期间，遵照“极简主义”的做法，不用任何化妆品，防晒霜也不用，就这么素颜走了几万里。

走过很多地方、拜访过许多江湖奇人之后，黄菊的感悟是：“没有什么眼前和远方之分，如果你的视力足够好，在当下也能发现远方。反之，在远方也看不到什么。如果远行，就好好享受远方；如果不能远行，就探索眼前的世界，向内探究自己。在日常之美中，‘吟游当下’。”

在人工智能发达、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下，那些坚持用身体重返自然的自然之子，常常使黄菊想起赫尔佐格关于徒步行走的“信条”：“如今的人类已经疏离于最基本的东西很久了，那就是游牧式的生活：徒步行走。世界之大，它的深度和广度，只有那些用脚走路的人，才体会得到。”

黄菊也相信并践行，沿路行走，直到自己变成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