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内忧外患不断。此时，清廷出现了一批力挽狂澜的能臣，通过兴洋务、开学堂、办工厂、练新兵，出现了“同光中兴”的局面。

这些能臣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四人，被后人评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在这段时期，温州地区也走出了以“三孙”、“五黄”、“东瓯三先生”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精英，他们开风气之先，推动温州近代社会的转型。

鲜为人知的是，晚清四大名臣与这批晚清温州知识精英们有着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孙衣言、孙锵鸣兄弟和黄体芳、黄绍箕父子，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四人的关系或是师生，或是知己，或是同僚，堪称密切。

△《颐园春宴图》

在温州博物馆，有曾国藩题赠孙衣言的行书七言联、李鸿章为孙锵鸣引首题签的《颐园春宴图》、李鸿章致孙衣言的信札等等；瑞安学计馆有张之洞题写的“学计馆”匾额；你还能在江苏江阴中山公园内的江苏学政遗址，看到黄体芳与左宗棠对弈像，这些都见证了晚清四大名臣与温州人之间的情谊。

曾国藩与孙衣言：亦师亦友

温州博物馆有一副曾国藩手书的行书七言联，对联内容为：“大笔高名海内外，君来我去天东南。”这是1868年曾国藩即将赴任直隶总督时，在一次纪念苏东坡诞辰的诗词雅集中题赠孙衣言的。联中曾国藩盛赞孙衣言的才华，表达出天各一方的惜别之情。

题有前跋：“琴西仁弟重来金陵，而余将北行，籑（撰）句奉赠。琴西有琉球弟子，东洋盛传其诗，故首句及之。”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曾子七十世孙，湖南湘乡人。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

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给皇帝的奏折中，就评价孙衣言“学问淹雅，器识闳通”（学识渊博、气度见识豁达），请求留在身边任用，并得到皇帝恩准。

曾国藩为何对孙衣言如此看重？两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情谊？

△玉海楼

孙衣言（1815-1894），字劭闻，号琴西，温州瑞安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翰林院侍讲、安庆知府、庐凤颍兵备道、安徽按察使、署安徽布政使、湖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等职。任职期间正值“同治中兴”时期。他曾主讲瑞安玉尺书院、萃英书院，杭州紫阳书院，教书育人。致仕后投身家乡文化教育事业，创办“诒善祠塾”，培养了一批人才；他在瑞安兴建的玉海楼，与天一阁、嘉业堂并称“浙江三大私家藏书楼”。

曾国藩既是孙衣言科举场上的恩师，又是仕途上的伯乐。孙衣言曾担任曾国藩的幕僚，两人亦师亦友、情谊深厚。

早在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孙衣言参加殿试，获二甲第三名进士，他的阅卷老师中就有曾国藩。从此，孙衣言成为曾国藩的门生。清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进逼天津，孙衣言越职上疏主战，却被外放到安庆当知府，次年引疾归休。

△曾国藩画像

但是，孙衣言的才华与性情，却得到以善于“识人”著称的曾国藩的赏识。同治元年（1862），居家的孙衣言得到曾国藩的招请，远赴安徽，于次年抵达安庆入曾国藩幕，开始其幕僚生涯。此后，两人开始频繁交往。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孙衣言时隔13年谒见曾国藩，《曾国藩日记》中提到，“见客廿一次，内坐见者九次，孙琴西谈最久。”学者研究，仅这一年两人见面的次数就多达近30次。孙衣言被晚清名将薛福成评价为曾国藩幕府中的“清才”，即有优秀才能或高洁有操守之人。

除了评价孙衣言“学问淹雅，器识闳通”，曾国藩还多次举荐、评价他“器识闳通，能知体要”、“公明详慎”、“学识闳通，办事果决，绝无依违赡顾之习”等等，在仕途上大力扶持举荐，是孙衣言仕途上的伯乐。

曾国藩和孙衣言在学术思想、治国理念以及审美志趣上有相同的倾向。曾国藩作为理学经世派的代表，主张经世致用，这与提倡永嘉学术的孙衣言不谋而合。两人都将“俭德”看作是治理国家的法宝，都赞同裁减用度、勤俭守约来振兴国家。曾国藩也很欣赏孙衣言的诗作，在日记中多次记录阅读其诗文，两人多有唱和。

△孙衣言题会文书院的名联：伊洛微言持敬始；永嘉前辈读书多

孙衣言后来受曾国藩的举荐，饬署庐凤颍道。清同治三年(1864），孙衣言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从安徽返乡，十一月赴金陵，辞别正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此后孙衣言在江苏、上海、杭州、北京等多处游官讲学，虽与曾国藩聚散无定，但两人保持书信往来，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史实资料。《曾国藩全集》中记录，曾国藩在同治三年到九年间多次致信孙衣言，内容涉及湘军金陵、江西、湖北及皖北等地军情与部署、鲍军许湾大胜、金陵水潦、马新贻罹祸、天津教案等重大历史事件，颇具历史研究价值。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在任上去世，孙衣言作《祭曾文正公文》，并评价他功业文章，举世无双。

孙锵鸣与李鸿章：师生情深

孙衣言是曾国藩的门生，弟弟孙锵鸣却是李鸿章的老师。

△孙锵鸣

孙锵鸣（1817—1901），字韶甫，号蕖田，温州瑞安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考中进士。道光二十七年（1847），孙锵鸣出任丁未会试第十一房同考官，初次考差即识拔真才，举荐了后官至傅相、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和官至船政大臣、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孙锵鸣故有“天下翰林皆后辈，朝中将相两门生”之誉。

道光二十九年（1849），孙锵鸣主试广西，并留任广西学政，后升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因为民请命，请劾温州知府周开锡，遭到左宗棠的反击，被朝廷“勒令休致”。

孙锵鸣告别了仕途，却在门生李鸿章、沈葆桢等帮助下，开始了教书育人的生涯，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金陵钟山书院、惜阴书院、上海龙门书院等，在温州本地历任瑞安玉尺、平阳龙湖、温州中山等书院讲习，培养众多人才。

△李鸿章像

孙锵鸣的仕途止步于侍读学士；李鸿章则步步高升，可谓位极人臣，但他一直以孙锵鸣门下士自居，对老师的感情丝毫不减。两人见面机会虽然不多，但书信往来频繁。

同治四年（1865）三月，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留孙锵鸣主苏州紫阳书院。此后，两人见面机会虽越来越少，但李鸿章不时写信把自己的情况告知孙锵鸣，一直保持与恩师的联系。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孙锵鸣出任南京钟山书院山长，李鸿章获悉后致函，表达对恩师重出任教感到万分高兴，还为江苏的学子能受到恩师的教育感到庆幸。足见孙锵鸣在李鸿章心目中的地位，最后不忘“附呈菲敬百金”，作为节敬。

△《颐园春宴图》中的李鸿章落款

光绪十二年（1886年），孙锵鸣七十大寿，李鸿章集联“修日朗月，领袖后进；左篪右笙，甄陶国风”以赠，并作《蕖田夫子七十寿序》。孙衣言75岁高龄时，在玉海楼西侧建“野航斋”设榻待客，以颐养天年，故又名“颐园”。光绪十八年（1892年），孙锵鸣请平阳陈昙为作《颐园春宴图》，以此画向海内征诗，传为佳话。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李鸿章应孙锵鸣之令，题写引首及填二阕百字令以纪此事，落款为“门下士李鸿章”。

孙锵鸣罢官后，极少有私事麻烦李鸿章，但涉及家乡福祉之事则义不容辞。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间，见航行于温沪之间的永宁轮船既小又旧常常遇险，遇上台风差点酿成大祸，孙锵鸣便给李鸿章去函。在李鸿章积极促成下，招商局将永宁轮更换为江表轮，使得当时温州百姓的出行更为安全。

李鸿章对孙锵鸣的家人也非常看重。温州博物馆藏有李鸿章致孙衣言的信札，是李鸿章于同治二年重阳日（1863年10月23日），在攻克苏州之前写给孙衣言的信。因为孙锵鸣与李鸿章的关系，信中称孙衣言为“世伯大人”、自己则谦称“世愚侄”。此札信中所提的蕖师，便是指孙锵鸣。1892年2月，孙锵鸣的女婿宋恕在上海起草《上李鸿章书》和《卑议》，并面见李鸿章，提出变法维新纲领，李鸿章称赞其为“海内奇才”。

黄体芳与张之洞：知己独厚

除了师生情，晚清四大名臣中，张之洞与黄体芳更多的是知己之情。这从张之洞《挽黄体芳联》的“知己独厚” 之语和时人称黄体芳“知己惟张南皮一人”中可见一斑。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抱冰，河北南皮县人，同治二年（1863）探花，授编修。1867年起，张之洞先后任浙江、湖北、四川等地学政，1881年授山西巡抚，1889年调湖广总督，后官至体仁阁大学士。他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都有建树，是清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黄体芳的对联：书从历事方知味，理到平心始见真。

黄体芳（1832-1899），字潄兰，号循引、莼隐，别署瘦楠、东瓯憨山老人，温州瑞安人，人称瑞安先生。咸丰元年（1851）举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曾任福建、山东、江苏学政，累官至内阁学士，兵部左侍郎。

△黄体芳

黄体芳是同治、光绪年间清流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并称“翰林四谏”。清流士大夫中，黄体芳与张之洞的交情最深。两人是同榜进士，同入翰林院，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相互欣赏，很快成为知交。张之洞评价黄体芳“直谅朴诚，笃于忠爱，好善恶恶，一秉至公，出于天性，其品概风操，中外皆知” ；而黄体芳则称张之洞“遇事敢为大言”。

△张之洞

黄体芳于光绪十七年（1891）以病乞退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曾多次致函老友，以示慰藉。特别是一封的信函中，可见两人的情谊：

都下事变日多，将来不知何所终极，我兄超然物外，真可羡也。酒不必止，然亦不可不节。令郎善围棋，何不试为之？以此消遣，胜于他事，其余则作小诗亦佳。

光绪十七年，黄体芳六十寿诞，张之洞撰《寿黄潄兰通政六十》，有“后雕独有贞松在，四谏荣名冠翰林” 之句；5年后，张之洞六十大寿，黄体芳则专程赴鄂祝贺。

△黄绍箕

黄体芳与张之洞的知己情谊，还延续到了黄体芳之子黄绍箕身上。黄绍箕（1854—1908），字仲弢，晚号鲜庵，温州瑞安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中二甲第六名。历任四川乡试副主考、湖北乡试正考官、京师大学堂总办、翰林院侍读学士、湖北提学使等。

1872年，19岁的黄绍箕随父在京城，并拜张之洞为师，学识、才能、为人深得老师赏识。1884年秋，黄绍箕与张之洞兄张之渊的女儿举行婚礼，张黄两人之间更增添了一层姻亲关系。张之洞对黄绍箕甚是赏识，向清廷荐举人才，首列黄绍箕，称他：“志远方长，治事缜密，中西学术均能贯通，熟于郡国利病、外洋政事。”

1895年，康有为专程前往江宁游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开办上海强学会，黄绍箕当时正在张之洞幕中。在张之洞的授意下，黄绍箕、梁鼎芬等人同康有为一起筹办强学会，黄绍箕参与议定章程，并成为上海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与其父一样，黄绍箕平生主要精力用于教育，中国第一部教育史《中国教育史》就是他编撰的。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黄绍箕应张之洞邀请，赴湖北主持两湖书院，出任书院监督；1907年1月，受命协助张之洞筹办曲阜学堂。黄绍箕在中国教育事业上业绩卓著，《清史儒林传》称：“今日海内学校如林，教科成立，皆绍箕首先倡导之力。”

△张之洞题写的学计馆

1896年春节前后，黄绍箕与孙诒让、项崧等9人商议并发起创办瑞安算学书院，后来更名为学计馆，请张之洞题写校牌。

张之洞一直对孙诒让也是赏识有加。孙诒让同治六年（1867）中举人，张之洞时为浙江乡试副主考。清廷三开经济特科张之洞均保荐孙诒让，但都被孙诒让坚辞。

黄体芳与左宗棠：同僚同心

△黄体芳与左宗棠对弈像

在江阴中山公园内的江苏学政遗址，有一处黄体芳与左宗棠对弈像，展示的是黄体芳任江苏学政时，在时任两江总督左宗棠的支持下，创办“南菁书院”的场景。

南菁书院是晚清时期江苏省的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100多年来为国家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才，新中国成立前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陆定一、黄炎培等就出自该校。

光绪六年(1880)，黄体芳受朝廷委派，兼任江苏学政。光绪八年（1882年），黄体芳在江苏江阴县兴办南菁书院，取意朱熹语“南方之学，得其菁华”。

△今南菁高中校园内的正学亭，南菁书院创建人黄体芳塑像

左宗棠时任兵部尚书、两江总督，两人为同僚，上下级关系甚好。左宗棠对黄体芳办学之举予以大力支持，不但个人捐助白银1200两，还上奏光绪皇帝，拨白银贰万两作为书院办学经费，另外拨长江水师京口、游击协镇两署故址作为书院院址。左宗棠还为南菁书院写下了一副对联：绎志多忘嗟老大；读书有味且从容。

△今南菁高中校园内左宗棠的“绎志多忘嗟老大；读书有味且从容”对联

左宗棠和黄体芳，都非常注重通经致用，理念相似。左宗棠认为“经世之学”才值得一读，读书不该只为了科举考试拘泥于四书五经。黄体芳在书院办学中倡导通经致用、“汉宋调和”的思想，劝诫士子作文章要以经史为基础。学者评价，这所恢复经学、古学即经古之学、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传统书院成为江苏地区的教育文化中心，影响了当时江南地区乃至近代中国的学风。

黄体芳虽然在书院的时间未满三年，但他作为创始人所做出的功绩一直为后人铭记，有人甚至发出“海内树风节，莫如瑞安黄”的慨叹（李祥《游南菁书院敬怀黄漱兰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