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855年前中秋的一个夜晚，濒海的温州城经历了一场旷世的灭顶之灾。从存世文献的字里行间，至今依然可隐约感受到那山呼海啸、浮殍遍野的惨象。 

翻开正史，里面对这场水灾有不少文字记录。《文献通考》记载：乾道“二年八月，温州大风，海涛流溢，沿江民庐、盐场，覆舟溺死者二万余人，江滨胔骼尚七千余人”。《宋史》除与上述类似的记录外，还写道：乾道“二年八月丁亥，温州大风雨驾海潮，杀人覆舟，坏庐舍”。《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九》记载：“温州近被大风驾潮，渰死户口，推倒屋舍，失坏官物，其灾异常。” 

各个地方的方志也记下了这场罕见的水灾。弘治《温州府志》对水灾发生前的 异象和水灾经过作了非常详细的记录：乾道“二年夏，海门有蛟出水，长丈余。既而塔头斗门吼二日，海上浮钱，有一老父识之曰：‘海将鬻人也，风潮必作矣。’ 至八月十七日，飓风挟雨，申酉益甚，拔木飘瓦，人立欲仆，市店、僧刹摧压相 望。夜潮入城，沉浸半壁，人方上屋升木以避，俄而屋漂木没，四望如海。四鼓， 风回南，潮退，浮尸蔽川，存者什一。以永嘉任洲言之，一村千余家，家以五人为率，计五千余人，存者才二百人，余可类推。其居山原者，虽潮不及，亦为风雨摧坏毁，田禾无收。瑞安、平阳、乐清皆然”。 

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各地的旧志中，在“灾异”或“祥异”目中都有相同记载。 

瑞安《八水周氏族谱·草斋公谱序》也记载：乾道二年八月“十七日申酉时， 果一声惊震，顷刻飓风挟雨，溢甚。海浪潮翻，拔木漂瓦，人立欲作摧倒。市店、 公廨、民居、僧刹，夜潮入城，沉浸半壁，人方上屋升木以避，俄而屋漂木没，四 望如海。四鼓，风回南，潮退，浮尸蔽川，存者什一。其居山原者，虽潮不及，亦为风雨摧坏，田禾无收。瑞安、平阳、乐清皆然”。

 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在他《水心集》的《李宜人郑氏墓志铭》中提到： “天富北监在海玉环岛上，乾道丙戌秋分，月霁，民欲解衣宿，忽冲风骤雨，水暴至，闼启膝没，及霤荡胸，至门已溺死。如是食顷，并海死者数万人。监故千余家，市肆皆尽，茅苇有无起灭波浪中。”林季仲《竹轩杂著》中的《祭林尚友文》 也有：“大浸稽天，祸及九乡。残骸露胔，姓氏勿详。” 以上文字，真实再现当时夜半大水忽至，瞬间屋毁人亡的悲惨情景。而在龙湾永中坦头村峰门山南部，高约20余米的山坡石壁上，今存有一处特殊的摩崖石刻： 上面刻画着一艘帆船，竖桅扬帆，船后有舵，长约50厘米，船下刻有“乾道二年水满到此”八个隶字。按相关专业人员水准测量，这里距地面高程69.68米。据知情人士介绍，所刻的帆船是很早就有的，下面八字是王璞（1911-2003）先生生前镌刻。此摩崖石刻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尚有待考证，但乾道海溢的高水位所造成的人员重大伤亡却是不争的事实。站在此处，想象几十米高的浪头汹涌而来，即便时隔 855年，仍毛骨悚然，惊心动魄！

乾道海溢，前后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潮漂风摧雨注，温州全城尤其是永嘉、瑞安、平阳、乐清四县的沿海地带及瓯江口两岸，淹没水中，人口、土地、财产、水 利设施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损害。 

土地受到海水倒灌，咸卤浸入土脉，致使好几年不可耕种。水利设施毁坏非常严重，塘埭斗门闸毁坏不计其数，连江心屿的龙翔寺都被淹没。 

死亡人数更是惊心！潘猛补先生据《宋会要辑稿》“温州永嘉、平阳、瑞安、 乐清四县逃移、死绝人丁共一万四千七百九十五丁”，及有关史书与先贤记载，考证此次灾难中温州死亡总人数在七万左右。当时温州总人口大约七十万左右，这次灾害，死亡人数约占温州人口的十分之一。 

其时的经济命脉，温州五大盐场——玉环天富北监、乐清长林场、永嘉场、瑞安双穗场、平阳天富南监，都遭严重毁坏。尤其永嘉场在海边，地势比温州郡城低，全场沦为泽国。相传只有居住在大罗山上的茶山管氏与潘山木氏，幸免于难。 瓯江中的孤岛七都任州，在这场大灾中幸存200人，大概二十五人存一；永嘉场也有孑遗，如曾于宋元祐间捐赀建国安寺石塔的青山申屠氏、唐代迁居郑岙的郑氏、元祐间与寺僧同建白水上岸桥的姜氏等，逃过大劫难，顽强地生存下来，承续文化脉流。

水灾后，温州知州刘孝韪立即同司农少卿陈良弼，未上报将五万余石义仓米先行分赈灾民。温州各界纷纷参与到救灾中，当时担任国子监丞的永嘉学派代表人物郑伯熊，发动温籍官员向朝廷报告灾情，请求赈灾。九月七日，刘孝韪上书朝廷， 得旨放罪。同日，朝廷派遣浙东提举常平宋藻来温州，派常平义仓米赈恤救援。九月十一日，朝廷又派遣度支郎中唐珣，同宋藻、刘孝韪访问水灾实地，统计受灾人数，核实赈济。十二日，下诏提前释放部分服刑人员，增加救灾劳动力。十月一日，下诏令内藏库支钱二万贯，修复塘埭、斗门。乾道三年四月十八日，下诏免去温州永嘉、平阳、瑞安、乐清四县逃移、死绝人丁纳绢。九月十七日，下诏减温州经总制钱十分率为二分。朝廷在温州大水灾后的赈恤救援中，虽有一些失职行为， 如以不能收葬淹死者而罢免知州刘孝韪，及存在欺压百姓现象等，但总体还是颇为积极的。

这次水灾后，虽然开展赈灾自救和恢复生产，但受灾面广、毁灭性大，特别是人口剧减，劳动力缺失，以致重建困难重重。自乾道三年三月知州刘孝韪被罢官， 至乾道九年的六年时间里，连换王逨、王之望、刘夙、刘敏士、曾逮、王伯庠、莫济七任知州，可知灾后重建极不容易。 

其间，多任知州如王之望等“奉诏徙福建民实其郡”，从而引发福建民众迁入温州的大潮。此后闽人陆续移徙，开垦田地，繁衍生息，形成继唐末五代之后又一次移民高潮，这也是温州历史上闽人入温规模最大的一次。 

温州自古就是移民之乡，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移民，对温州影响较大的有魏晋时期的衣冠南渡；唐末、五代移民避乱；宋室南迁大批移民定居温州；乾道二年海溢后的闽人入温；明代抗倭士兵戍守留温。 

在如今温州沿海地带的许多传世家谱中，记载祖宗是乾道水灾以后从福建迁入的，涉及永嘉、瑞安、平阳、泰顺等地三十多个家族。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 民史》中据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等资料统计，宋代迁入温州四十三族，其中 三十五族来自福建。 

下面以永嘉场水灾后外籍迁徙情况为例。永嘉场移民主要有如下四类：灾后闽人补籍、来此担任官员定居、避乱或入赘迁居、访友寻幽等其他迁入。其中闽人补籍约占了永嘉场总姓氏的三分之一，有直接迁自福建的，如普门张氏、英 桥王氏、度山朱氏、新河邹氏、山北林氏、湖滨邵氏、环川王氏、龙湾潘氏等28 姓氏；也有间接迁入的，即其先祖自福建迁入温州郡城或他县，后世子孙再转迁永嘉场，如前街、英桥、沧湖陈氏等。此类先人是否响应知州的檄文补籍而来， 未敢确定。但在《度山朱氏宗谱》旧文记载中说：度山朱氏始祖朱纂，福建赤岸人，淳祐间奉命来永嘉场灾后治理，曾回乡动员有能力且愿意外居异乡的亲戚朋友随他来永嘉场，一时跟随者众多。这表明，当时除官府檄文外，也有民间的动员，自宋末至明初陆续迁徙。 

外籍先民带着忧患意识来到新土地上，与在灾难中顽强生存下来的温州本土先民，一起开垦劳作，繁衍生息，形成温州人勤苦耐劳及敢为人先的性格，共同推动温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成就了今天温州的繁荣与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