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1843年至1844年，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相继开辟为通商口岸。五口通商，近代中国也因此面临数百年来最大的“变局”，沿海日益成为促进内陆变革的重要因素。1892年，陈虬说：“通商以来，时局大变。”

五口通商之后，过了30多年，1876年9月，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温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杭州开埠则要迟一些，1896年9月26日才宣布正式开埠。

1877年4月1日，开埠后的温州海关成立，9月改称瓯海关，后来还在古鳌头（今鳌江）设了分卡。温州原设有瓯海常关，后称常关为旧关。英国人在江心屿东塔下建成一座三层洋式房屋，作为领事馆，又在馆东建造一座两层楼房，作为海关外勤课宿舍。瓯海关税务司署坐落在温州北门，与对岸江心屿上的领事馆隔江相望。

1877年，上海至温州航线开通。英国怡和洋行所属的康克斯特客货轮、轮船招商局的永宁客货轮相继驶抵温州。温州往来于宁波、海门的航线，温州至福州、厦门、香港的航线，后来也相继开通。

开埠，对温州来说，是具有重大作用的转折性事件。开埠以后，航线开通，使得本地土货出口迅猛增加，进口商品也开始进入温州。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变革往往从日常生活的一些改变开始，如改用洋油点灯照明等。1915年浙江巡视使屈映光来温州调查时，不无夸张地说：温州社会“习染洋派，尽变旧规”。

开放是转型的前提、进步的阶梯。西医、新式报刊等陆续传入温州，对外交流不断增多，大批留学生走出去又归回来，近代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人们的视野不断拓展，温州由原来地处中华文明的边缘，逐渐转变为接受外来文化、交汇中西文化的前沿。在知识与制度的转型中，民主与科学逐渐得以落实，早期现代化得以推进，温州区域文化的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的人们，仍然可以在瓯江南北看到大量中西合璧的带有洋式风格的民居、学校、商行、钱庄，就是早期现代化在温州推进的一大见证。

温州开埠后，进出口贸易显著增长，打破了原来的经济格局。

《1877-1919年瓯海关贸易册》资料记载，温州港进出口货值1919年是1877年的15倍，其中进口洋货净值是7.3倍。进口的物资主要有棉布、煤油、白糖等。美国的美孚火油公司、英荷的亚细亚火油公司、太古白糖公司、日本的东洋堂、广贯堂百货店等相继进入温州，多达35家。那时的温州城内，形成了“瓯为海国，市半洋商”的局面。

  温州一部分商人、店员开始经营洋布、棉纱、西药和洋广杂货等。当时开设的洋货店有锦彰、萃昶和、严升记等，施怡兴纱号和中英、普益西药房等也属于同类型。1908年《永嘉县实业统计册》记载：1908年前，温州城内经营新式业务的商店有洋广货18家，花纱9家，洋铁5家，洋油4家，西药4家。原有的绸布店也得以进一步发展，达到50多家，有的开始转向经销洋布。

进口洋货中，煤油最具竞争力。煤油燃烧发光比植物油明亮，价格又便宜，比如在1889年，点灯用的菜油每斤需要120文，而煤油一斤只要65文，因此进口数量逐年增加。棉布在进口洋货中也占最重要地位，自1877年至1919年期间，有13个年头的进口数量略为超过10万匹，其他30个年头在6万匹至9万匹不等。

面对进口洋货的冲击，本地土布仍有较强的抵抗力。1911年温州城区西门泰布厂创办，1917年又有振业、兴业、广明布厂等。火柴、肥皂等，一开始也是从国外进口，后来就被国产的火柴、肥皂替代了。再后来，是让位于温州本地制造的火柴和肥皂。

最值得关注的是：开埠以后，温州本地出口土货值逐年增加，土货出口的物资主要有茶叶、明矾、木材、纸伞、木炭、柑橘、草席、药材、烟叶等。1877年本地土货出口18117海关两，1919年已增加至1502649海关两，出口土货值1919年是1877年的82.9倍。到了1930年，土货出口值5611652海关两，更是1877年的309.7倍。同期进口洋货净值仅增加22.8倍。

近代工商业兴起作为当时温州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茶叶出口贸易的发展，最早推进了温州近代工业的兴起。赵肖为译编《瓯海关十年报告》讲到：1891年外运总货值101760关平两，1901年达到157219关平两，约占全部出口贸易的43%。1893年，经营茶叶的商人在温州南门外创办了一家茶叶加工厂，名叫裕成洋庄茶栈，创始人是陆忠宝（字佑臣），有200多名女工。收购毛茶加以精制，再装箱运往上海转销国外。1896年，温州的茶厂增至9家，并采用一种滚茶小机器制茶。1904年，茶厂增加到14家，后来由于质量问题有所减少，但1919年，仍有永泰祥、谦顺隆、公慎和、公茂昌、广诚昌、公和隆、宜春、同孚、同泰等9家，其中公慎和由英国商人经营，每家雇佣女工约300人、男工100人左右。

20世纪初，肥皂厂、毛巾厂、罐头厂相继创办，1912年至1920年前，又新办针织厂、织布厂、草席厂等。

明矾也是温州的大宗出口产品，开埠后，销售量大幅度增加。《1877-1919年瓯海关贸易册》记载，明矾出口量1877年是614担，1916年达到112983担，是1877年的184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明矾出口时常从平阳的鳌江或福建福鼎前岐外运，1910年起由温州港外运的出口量才得以增多，因此瓯海关的出口数，只能作参考。此外，据1882-1891年《瓯海关十年报告》记载：平阳以织造本色布著称，从北方载着原棉过来的民船装上明矾，返回各自的港口。估计80%的明矾运往北方港口，其余运往南方。1902-1911年的《瓯海关十年报告》还引用帕克（E.H.Parker）1904年写下的调查记载，帕克自赤溪到矾山实地考察明矾生产情况，矾山有24座窑炉，每座炉大约雇用100人，而挑夫有5000人，当地至少有1万人依靠明矾业维持生计。

另外，油纸伞是温州生产的重要的手工业产品，开埠后出口数量也逐渐增多，1877年仅为0.12万把，1888年多达12.32万把，到1906年达51.95万把。还有温州柑桔，通过海关出口，运销北方，自1877年出口2452担，逐年增多，1906年为43133担。胡珠生《温州近代史》里记载：永嘉土产瓯柑，开埠前“摘植尚少，占地已及数千亩”，开埠后，“渐推渐广，凡及二万余亩”。

温州本地商人经营的大多称为“行”，如西门木行、朔门鱼行；而来温州经商的称为“客帮”，相对说来财大气粗，往往经营南北货、药材批发或零售，当时都说“温州能工巧匠多，宁波巨商富贾多”。《宁波商帮》记载：由宁波商人高麟如、戎献深、李韩英合伙开设的裕大南北货行，在温州设有八个栈房，职工人数最盛时达70多人，时人称“高戎李三分鼎足，瑞平泰五县驰名”。有名的副食品商店五味和，是宁波慈溪人杨正裕与同乡冯伯祯等开设；温州城区百余家中药店中，规模大的有16家，习称“十六份”，其中15家是宁波商人开设，另1家是兰溪商人开办。当时在温州的宁波帮药业大户，有叶同仁、叶三宝、三馀堂、乾宁斋、老香山等。1879年开始在瓯海关任帮办兼医师的玛高温（D.J.Macgowan）1886年在上海《亚洲文会杂志》发表《中国的行会》，记载了温州、宁波的商人行会与工匠行会组织以及工匠们如何合而成群的情况。

近代钱庄也随之在温州逐步兴起。清光绪年间，温州虽有官银号，业务主要是收受地方官署的钱谷赋税款，直到1899年厚康钱庄开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钱庄。接着，涵康钱庄开设。到1908年，又有泰丰、通裕、厚生、汇通、通生、通大、赉和、征信、森康、东盛、公一、恒久等12家，加上原有的裕春祥记、怡生、厚康、涵康，一共有16家。1910年，大清银行和四明银行也在温州设立了分行。

传统邮政，除驿站外，靠的是民信局。1882年至1891年的《瓯海关报告》记载：（温州）本城有9家民信局，总部在宁波。寄往上海或上海寄来的信，每封（邮费）100文。宁波总部是本省南部地区的分发中心。民信局派信差经陆路送往宁波，全程720里，步行约需6天；1884年一名信差日夜兼程，3天半到达，乃最快纪录。

瓯海关内设邮政处，兼办内部邮递业务。1877年这一年，有邮包388件，其中华人356件，外人32件；邮寄印刷品406件，其中华人385件，外人21件。两年后，1879年那一年，温州口岸往来邮物大幅度增长，邮包达1589件，其中华人1567件，外国人22件；邮寄印刷品891件，其中华人867件，外国人24件。又过了三年，即1882年，温州口岸往来邮物总量再次增多，邮包达1678件，其中华人1658件，外国人20件；邮寄印刷品2099件，其中华人2080件，外国人19件。

清廷批准开办国家邮政是在1896年3月20日。1897年2月2日，试行多年的温州邮政，官局正式开办。开办后，邮政官局按“万国邮政公会”的章程运作，由外国人兼理。1911年5月，清廷邮传部正式接管邮政局，温州海关与邮政从此分设，温州邮政局独立经营。原在瓯海关供职的浙江慈溪人叶鸿遇担任邮务总办，1914年，任温州一等邮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