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温州科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尤其是南宋时期，温州虽偏居一隅,却科甲鼎盛,俊秀如林,名扬天下,有“东南小邹鲁”之美誉,使温州从唐以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一跃成为人文荟萃之地。

从宋初建隆元年（960）到南宋咸淳十年（1274）的三百余年间，共举行了118次常科考试。宋代温州属两浙东路管辖，据冈元司统计，两浙东路宋代进士总数为4834人（北宋911人，南宋3923人）。在唐代还被认为是“僻远下州”的温州，宋代产生了1307名正奏名进士，其中北宋90人、南宋1187人、阙年30人。以全国宋代进士42390人，两浙东路进士4834人为准，宋代温州进士总数约占全国3.08%，约占全路27%。如果单以南宋计（不含30名阙年进士），占全国进士总数的比率高达5.09%。也就是说,南宋全国所取进士中,每20人至少就有一个是温州人。在全国各府州军中，也仅次于福州，位列全国第二，比排在全国第三的同属两浙东路的明州多400余人。难怪楼钥在《温州进士题名序》中赞叹:“进士之盛，岂其是欤！”

据《宋史·地理志》所载崇宁元年（1102）全国和温州的人口数,宋代温州人口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58%,但考取的进士数却占全国总数的5.09%。宋时福州户数约占全国总户数的2.26%，远多于温州，如果从进士数所占总人口比例来折算，温州和福州相差无几。所以，无论从考取进士的绝对数来看,还是按照人口比例考取进士数而言,宋代温州登科数都居于全国前列,科甲鼎盛可见一斑。

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的殿试，是宋代科举考试最高一级也是最后一道考试程序。殿试以考试成绩决定等次,但一般是前十名进士策文才奏请皇帝亲览，并最后确定名次。根据大中祥符四年（1011）制定的《亲试进士条制》，进士、诸科定为五等(甲)，“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宋代温州的1307名登科者,高科进士众多。据朱希召《宋历科状元录》记载,宋代共产生文科状元118名,其中有5名籍贯不明，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科状元中,温州籍就占了5名，分别是王十朋、木待问、赵建大、周坦和徐俨夫。另据，《温州状元》考证宋代温州状元还应包括出生于瑞安自幼随父旅居建瓯的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状元徐奭和出生于平阳史籍记载为兴化莆田人的北宋熙宁九年（1076）状元徐铎。那么，

总计宋代共有文科状元7人。在武举方面，武状元更为兴盛，考证为18人。

省试，也称礼部试、礼闱，因其在春天举行，又称“春试”“春闱”。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省试是关键一环，尤其在元祐三年（1088）以后，省试合格者，“殿试不黜落”，几乎人人都能获得出身，故时人有“贡举莫重于省试”之说。宋代共有温籍省元8人，楼钥在《攻媿集》中曾描述过温州举子在乾道八年（1172）的“同榜盛事”：“（乾道）八年，公之高弟蔡公幼学为省元，公次之，徐公谊又次之，薛公叔似、鲍君潚、刘君春、胡君时等，皆乡郡人，非公之友则其徒也，尤为一时盛事。”这一榜，温籍士人占据了省试的前三名，分别为蔡幼学、陈傅良、徐谊，可见温州科举之盛，进士质量之高。

除了为数相当可观的殿试榜首、省试省元以外，温州也出现了数量众多的高科进士群体，其中廷对第二6人，廷对第三2人，廷对第四第五、省试第二第三等高科进士共8人。

进士官居高位多高质量的进士群体无疑是高官的后备力量。宋代尤其是南宋乃温州政治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入仕者官居高位更是温州科举文化的一大特色。产生这一特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两宋朝廷尤其是高宗朝以后形成了以地域为轴心集结而成的温州士大夫群体。

宋代温州高官群体产生的标志就是执政群体的出现。南宋温州民谚云：“海坛沙涨，温州出相。”意思就是说温州这个僻远地方很难出宰相。但宋代温州打破了这一规律，出现了许景衡、林略、许及之、朱熠、戴庆炣、陈宜中等执宰，以及吴表臣、张阐、林大鼐、薛良朋、何溥、木待问、张叔椿、薛叔似、蔡幼学、戴溪、林拱辰、赵立夫、赵建大、刘黻等一批尚书，共计22人，其中仅林大鼐（吏部尚书）1人不是进士出身。

为文是温州进士入仕后追求的另一目标。他们从政之余,不忘诗文学术,继续勤奋励学。他们不仅以诗赋扬名科场,而且著书立说,流芳后世。洛学在温州的传承者以及永嘉学派的中坚人物大部分是进士登科者即是明证。

王十朋数次赞叹温州学术“甲于东南”“异才辈出”，并凭借学术之功而致科第之盛。温州士人在考取科名以后，往往继续深研学问或进行文学创作。“元丰九先生”中有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煇、蒋元中等7进士登科。进士高科及第的陈傅良、叶适等人成为南宋永嘉学派及永嘉文派的代表性人物，永嘉之学亦成为浙学之宗：“宋乾淳间浙学兴，推东莱吕氏为宗。然前是已有周恭叔、郑景望、薛士龙出矣，继是又有陈止斋出，有徐子宜、叶水心诸公出，而龙川陈同父亮则出于其间也。”

宋代温州进士登科者潜心学术，著书立说的盛况在方志和其他地方文献当中都有突出的反映。《弘治温州府志》卷10《人物·理学》立传36人，其中进士登科者24人；《弘治温州府志》卷10《人物·艺文》立传30人，其中进士登科者19人，这组数据又可佐证宋代温州进士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已蔚为壮观。另外，清代朴学大师孙诒让撰《温州经籍志》32卷（外编2卷、辨误1卷），记载了温州自唐至清道光间温州人或有关温州之著述，计1759部（其中佚1215部，未见279部，存227部，阙38部），其中著录的宋代学者241人，著作经史子集616部。

宋代以后，随着都城的北迁，学术文化基因的无以为继，家族的没落，温州科举的盛世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唐五代还是“僻远下州”的温州为什么能在宋代尤其是南宋科名显赫，至明清又突显颓势呢？

这与宋代温州社会经济和人口状况的发展变化有关。北宋时期，温州就“唤作小杭州”，城乡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发展较为突出；两宋之际，南迁人口不断增多，文化人士南移，以及宋室南渡后赴考地点接近，为温州科举兴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宋代温州地区文化教育事业也迅速发展，形成了“好文而近儒”的浓郁氛围。宋代温州官学和私学建立时间较早，数量较多，形成了一定的授学规模和经常的讲学制度与学田制度，温州士子博弈科场成为风尚。

从南宋高宗朝开始，温州士大夫群体逐渐形成，他们依靠地域性这一“惯习”，在激烈的党争当中相互奥援，保证温州士子在政治上和科举上的优势。其中，温州出身的科举试官众多以及温州士子与浙东其他州试官的良好关系也给温州士子的科举之路提供了便利。

宋代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给温州士人也带来了机遇。宋代温州科举解额向来“最号狭少”，但一直在增加，从北宋初的2名增至南宋后期的20余名。但很多温州士子并不以州郡发解式，而主要通过太学补试、漕试等途径获取省试资格，这与太学“三舍法”的实施有很大关联。同时，南宋恢复诗赋、经义分科取士也给具有“重文”传统的温州士子带来了科场优势。

永嘉学派的形成与传播，是推动宋代温州科举发展的另一重要力量，它促成了宋代温州科举高峰的到来，而科举也促成了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广泛传播，扩大了永嘉学派的影响，两者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