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三种爱》是非虚构写作为主的体裁，为什么想到要写这样一种作品？

　　张翎：这要从我的背景谈起。很多人知道我是小说家，其实我最初的教育背景，是英美文学。我本科读的是复旦大学外文系英美语言文学专业，而我的第一个硕士学位，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的英语文学专业。

　　在我学习英美文学的过程里，我接触到了一长列伟大的名字，乔叟、弥尔顿、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霍桑、惠特曼……　他们都是清一色的男人。我在这一串熠熠发光的名字中寻找女人，女人的名字出来得很晚，而且间隔遥远。但一旦出现，便带着响亮的不可复制的独特回声，立刻抓住了我的心。她们在文学史途上炸开了一条狭小却深刻的沟壑，固若金汤的男人世界于是就有了裂缝。

　　这些女人在她们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大多处于声名狼藉的境地。即使依照今天相对宽松的社会标准，她们依旧是惊世骇俗的一群人，但她们毫无疑问创造了历史。她们师承了男人们创造的文学传统，但是她们并没有中规中矩地行走在男人踩踏出来的道路上。她们从男人的源头走出来，走入了一个分支。这个分支渐行渐宽，渐行渐远，最后成为了和源头相映生辉的另一条河流。假如从世界文学史的版图上抹去这条分支，河流将不再是河流——至少不再是完整的河流。用普莱切特形容乔治·桑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女人，她们都是“有思想的胸脯”（“thinking bosom”）。有过了她们，文学不可能再退回到没有她们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不同。

张翎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勃朗宁故居桂荻居的阳台上。 

　　对这些文学女子的好奇，引发了我想在她们的生活表层撕开一个缺口，借以窥视她们心灵真相的欲望。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 记者：这部书反映了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包括19世纪英、美、法三国社会的经济生活、风土人情和道德观念等，为什么以这一时期为创作背景？

　　张翎：这三位女作家（艾米丽·狄金森，乔治·桑，勃朗宁夫人）经历的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巨变时代。艾米丽·狄金森伏案写诗时，美国正发生着南北战争；乔治·桑在法国文坛刮起滔天巨澜的时候，拿破仑正驰骋在阿尔卑斯山；而勃朗宁夫人的英国，正在经历工业革命以及它所引起的各种社会动荡和变革。那个时代，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也就是那个年代，女性作家开始以群体的状态出现，发出响亮的争取女性话语权的声音。在那个时代之前，虽然也已有女作家、女诗人，但她们是以零星的状态出现的，还没有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姿势和声音。我书里涉及的那个时代的女作家，为后来文坛上强劲的女性主义声音（如波伏娃、桑塔格等），铺垫了结实的路基。

| 记者:三个女作家性格、命运的铺排您是怎么考虑的？

　　张翎：我没有通读过她们的作品，尤其是乔治·桑，她一生写了百余部小说、剧作，但英译本寥寥无几，中译本几乎完全缺失。我对她们的作品了解得不够，也不是专业文学评论家，我没有想从文学的角度探讨她们的作品，而只是想探讨她们的人生和写作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动笔之前，我都专程去过她们的故居——法国的巴黎和诺昂镇、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美国麻省的艾默斯特镇。如果没有亲临她们生活过的地方，我的灵感就不能落地。我在她们的卧室里，站在她们站立过的窗口，想像着她们眼中曾经看见过的世界。我惊异地发现了一个事实：这些女子远隔着大洋而居，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里，一生中见面的机会很渺茫，但她们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心里藏着一份惺惺相惜。勃朗宁夫人的肺病很严重，但她冒着感染致命肺炎的危险，在寒冬里穿越半个巴黎去寻找乔·治桑；艾米莉·狄金森卧室的墙壁上挂着的唯一饰物，是勃朗宁夫人和乔治·艾略特的画像……在男作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世界里，她们是数目稀少却忠贞不渝的盟友。本书由三篇长散文组成，每一篇涉及一位女作家。各篇都是彼此独立的，但把它们收集在一起时，它们就成了互为参照、遥相呼应的姐妹篇。

| 记者：您最喜欢书中哪一部分？或者说您最想向读者推荐哪一部分的内容？

　　张翎：写到乔治·桑和肖邦那段狂风暴雨般的恋情时，心情是跌宕起伏的。在巴黎浪漫生活博物馆里，我看到了两只手模：乔治·桑的右臂，和肖邦的左手。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艺术家之手，都不纤细修长，骨节和筋络明显——那是时代和情感的双重动荡在上面留下的斑驳印记。那两只手相携的时候，法国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宇宙爆炸。隔着一百多年的时光和一层厚厚的玻璃，我把手放在了他们的手上，心里不由地涌上了一丝淡淡的哀伤：两个天才的相遇，就像是两颗行星的相撞，对赏景的人来说是何等绚丽的千古奇观，而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是何等粉身碎骨的一场毁灭。我希望不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能够知道这段生活对乔治·桑和肖邦各自的创作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和影响。

| 记者：您在创作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吗？

　　张翎：我在佛罗伦萨郊外的勃朗宁夫人墓地里遇见了一个非常奇特的守门人——81岁的茱莉亚修女。她的门房从地板到天花板，每一个角落都堆满了书。我问她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书，她笑笑，告诉我她是大学教授，因为热爱伊丽莎白·勃朗宁,很多年前提前退了休,来到这里替她守墓。在她公布的个人履历上，有一些这样的描述：

　　科罗拉多大学（中世纪研究）荣休教授

　　出生地：伦敦

　　国籍：大英帝国子民；美国公民；欧盟公民

　　居住过的国家：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

　　外语技能（依娴熟程度排列）：意大利语、法语、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西班牙语、俄语、葡萄牙语、德语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英国一位新闻记者的女儿，成年后到美国接受教育并在大学任教。结过婚也离过婚，儿孙满堂。曾经是英国国教的修女，后来却成了天主教隐士，并看守一个新教徒墓园。我们常常说到“跨界”，她这个界跨得有点猛。

　　听说我来自中国并用汉语写作，茱莉亚修女马上翻开一本厚厚的来宾留言册，指着某一页对我说：“这是一位和你一样的中国人，从美国来，到这里找他爷爷的踪迹。”我一看，竟然是徐志摩的孙子留下的手迹。

　　很神奇看到了伊丽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记忆，她是我祖父（徐志摩）极为欣赏的一位作家……

　　这真是一桩非常意外的惊喜。

|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这部作品？

　　张翎：很强烈的灵感催生出了这本书的框架，而在框架之中填上血肉，却是一个缓慢的、昂贵的、耗费心神的过程。为这本书所做的资料调研、实地考察的确比其他的书更费劲，但带给我的快乐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创作过程将永远清晰地留在我的心中。

| 记者：您受聘温大这几年做了哪些事情？

　　张翎：主要有三方面：一、促进温大文学周的启动，给文学周提一些内容构架上的建议，并协助邀请国际嘉宾；二、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做文学讲座；三、参与温州大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具有非常浓郁的文化氛围，师生们给予我的感动，远远超出我能为他们所做的。

| 记者：对于以您的书名《雁过藻溪》命名的文化客厅，您有什么样的愿景或者想法吗？

　　张翎：我母亲的家族源于藻溪，他们对那片土地有着美好而温馨的记忆。我外公曾任藻溪小学的校长，我母亲曾在藻溪小学任教，藻溪小学内至今保留着一棵从外公的老宅移植过去的百年罗汉松。我从小听着藻溪的故事长大，我的作品中也多次出现过藻溪的场景。尽管我居住在国外，回家路途遥远，完全没有参与“雁过藻溪文化客厅”的运作，但我希望镇政府和各界乡贤们能把客厅开拓成当地的一个文化场所，大家能在那里品茗读书、举办各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产生积极的思想碰撞。苍南得益于改革开放，在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上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希望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也同样关注精神文化的耕耘和丰富。

来源：温州人客户端

编辑：张海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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